丰县50问

“生育八孩、戴铁链的女子”的故事，贯穿了整个春节。没有任何贺岁电影可以与之相比。

2月7日深夜，当地的第三份通报出来，社交媒体迅速刷屏。但是我分明看到，人们不乏疑问和困惑。

第三次通报

1月28日，丰县第一次通报说，网民反映的女子为杨某侠，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，不存在拐卖行为。

现在对比着第三份通报看，这样的结论是否太过草率？当时是谁负责调查的？调查工作科学吗？合格吗？现在又查出更多的隐情，给出最初通报的，是否要被问责？

1月30日深夜，丰县第二次通报，称杨某侠（此姓名为董某民所取）于1998年6月，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，被董某民的父亲董某更（已故）收留，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。

第二次通报

对比第三次通报出现的桑某某，这里的“流浪乞讨”和“收留”，是否需要进一步查证和确认？桑某某和董家人，是否有关系或联系？

小花梅父母已故，那么小花梅是否还有其他亲人？与小花梅失去联系后，亲人们是否试图联系或寻找？还是说，家人们一开始也放弃她了？再进一步问，有没有买卖？

第三次通报，桑某某称，当年她是受小花梅母亲所托，带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，两人从云南省昆明市乘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，当时未报警，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。

如果是好心带小花梅看病，当小花梅走失了，居然不管不问？不报警？不告知小花梅家人？有这样的好心人？期待后续调查。

从通报看，“走失”说只算是桑某某的一面之词？背后是否还存在其他隐情？

大家注意，桑某某是直接将小花梅带到东海县，如果出行目的是治病，为什么不选择南京、苏州这样的大城市？再退一步说，昆明的医疗条件还不行吗？为何舍近求远？舍大求小？千里迢迢看病的说法，是否需要继续推敲和佐证？

第三份通报里说，调查组通过查阅董某民、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，发现其中含有“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”字样，当即派员赴云南进行核查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董家人是怎么知道小花梅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？是小花梅自己说的？还是桑某某告知的？其他人应该不知道她的来历？

董家人都知道了小花梅的确切住址，却不知道她的名字？如果知道，为什么要为其另取名字？

这个地址，就在婚姻登记的申请资料中，按说应该也不难找，为什么此前的调查就没发现？

第一次通报

第二次通报还说，在办理结婚登记时，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。

那么，未严格核实身份就准予结婚，这也是要追责的吧？要知道，如果当时民政部门就能发现女子来历不明，进而调查追究，或许可以“解救”小花梅？让其回到老家，回到亲人身边？

像小花梅这种身份的人，办理结婚证是个什么程序？需要提供身份证吗？她是怎么以“杨某侠”这个新名字，顺利办到结婚证的？

我们都知道，精神病人、间接性精神病人是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，她们的婚姻，包括性行为、生孩子，是个什么性质？其孩子的父亲董某民算不算强迫甚至强奸？要承担什么责任？

第二份通报提到，2020年11月，公安机关将杨某侠DNA录入“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/失踪儿童信息系统”和“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”。这是否意味着，在2020年，警方已经意识到，杨某侠可能是个失踪或被拐卖的人？

在第二份通报中提到，董某民和杨某侠生育一孩、二孩后，镇计生部门均为其落实节育措施，但因身体原因失效。

身体原因，具体是个什么原因？失效，具体是个什么状态？当时采取的是怎样的节育措施？

大家注意，第一次通报是丰县县委宣传部，第二次是丰县联合调查组，第三次是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。

这个逐步提级的变化，以及通报内容的丰富和补充，是否可以形成一份经验教训：以后再遇到类似的舆情，是否可以一开始就提级调查？避免“自己查自己”的陷阱？

网友说，“每次内容都不一样，每次看完心情都一样”，这种观感，能否通过改进调查程序和通报来调整？

事发至今，媒体的深度调查报道是缺席的。网上有人说，董家人所在的村子进不去，这是真是假？有何玄机？宇宙的尽头是丰县欢口镇？

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董某民有八个孩子、有个被铁链锁着的老婆，这在当地不是秘闻，是不是非得等到被放到网络晾晒、形成热点话题了，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？

第二次通报提到了“对失职、渎职的工作人员依法依规处理”，这次通报指出“对此事中涉嫌失管失察失职渎职等问题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”，这是否意味着追责范围的扩大？

这两天，全国很多地方飘起了大雪。常言道，瑞雪兆丰年，也愿白雪兆丰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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